今天是：
歌剧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的主人公韩英有两个原型：一位是贺龙的姐姐贺英，1933年牺牲；一位是钱瑛，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，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。
湖北咸宁人钱瑛，性格刚烈，19岁时母亲收下一大户人家的聘礼。当天深夜，钱瑛写好一封绝笔信，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，鲜血顿时汩汩流出。时刻留意着女儿房间动静的母亲，赶紧请来大夫救治，但也只好帮她退婚。钱瑛的颈部从此留下了一处深深的疤痕。
钱瑛1931年初从莫斯科回国，赶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，组织洪湖地区农民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反渔霸，很快建立起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。
1933年钱瑛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，激于对叛徒的痛恨，当场打了叛徒耳光，自己为此遭到毒打。她在狱中与帅孟奇等人一起领导绝食抗争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她和难友们被周恩来设法营救出狱。
难能可贵的是，她对党内“左”的错误倾向，勇于提出不同意见，为无辜挨整的同志仗义执言。她不畏权势，鄙视逢迎，不计个人得失，也不顺风转舵。她的口头禅是：“不怕鬼！”在延安“抢救运动”中，康生发起“抢救运动”，把在国统区活动的地下党说成是“红旗党”，即打着共产党的旗子，干维护国民党的事。钱瑛甘冒政治风险，两次找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，驳斥了“红旗党”的污蔑，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做出证明。
在党的八大上，监察部部长钱瑛发言，指出：“国家行政机构庞大、重叠，是官僚主义滋长的温床。”而国家监察机关也存在斗争勇气不足、原则性不强等问题（195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）。1958年以后，中央监委对当时盛行的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强迫命令、高征购等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，派出干部深入基层考察。1960年冬，钱瑛亲率工作组到甘肃，发现实际情况“同省委领导同志的介绍完全相反”，不是因为“群众思想有问题和坏人捣乱”，恰恰是领导干部浮夸虚报、强行征购过头粮，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，急电中央。中央迅速调拨粮食赈济灾民，调整了领导班子。
就在这次甘肃考察中，钱瑛还解救了酒泉境内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中蒙难的“右派”知识分子。《人民日报》近年来在文学评论文章中，肯定杨显惠的纪实小说《告别夹边沟》“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历史，具有罕见的震撼力”。但报纸没有提及，让夹边沟“右派”重见天日的，正是这位洪湖赤卫队的老英雄。钱瑛从张掖地区考察完毕，前往高台县的路上，司机迷路，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，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，发现沟坎下面的饿殍，各洞穴和地窝子里的劳改犯已奄奄一息。钱瑛马上给酒泉地区打电话，让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来，当场宣布第二天全部放人，赶快救人救命。据记载钱瑛激于义愤，当场给了农场管教几记耳光，另一说拿着拐棍就将管教抽了起来。尽管当年“左”的影响如泰山压顶，但老共产党人的正义感和赤子之心，令幸存者终身难忘。
1962年“七千人大会”上，刘少奇带钱瑛参加安徽省组的会议，鼓励安徽干部反思和总结“大跃进”中瞎指挥造成全省人口锐减的惨痛教训。会后，钱瑛率工作组协助安徽省委工作，冲破“左”的雷区，为已被定为“铁案”的“右派”省委书记李世农和“阶级异己分子”张恺帆书记平反。安徽就此解放了一万多名被错划为“右派”的干部。在当时，这是被认为“禁区”和“铁案”的。钱瑛的胆识可见一斑。
与此同时，钱瑛对党内违法乱纪行为绝不留情。例如对四川张西挺、刘结挺夫妇打击陷害干部群众案坚持原则，不准翻案。“文革”中这对夫妇投靠江青和康生，筹组省“革委会”，“文革”结束后即被判刑。这也印证了钱瑛的政治判断力。
中央领导人称赞钱瑛为党内“女包公”，其实侠骨不乏柔肠。她的丈夫谭寿林做过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，新婚未满百日，钱瑛即接到组织通知到前苏联学习；回国后夫妇俩聚少离多，丈夫被捕牺牲时年仅35岁。此后，钱瑛没有再婚，一直随身带着丈夫的一块怀表，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。他们的女儿在前苏联出生，委托保育院代为抚养，20多年后才知道她夭折。
帮助过很多党内外人士洗冤的钱瑛，“文革”中被“隔离审查”，后升级为“监护审查”，直到1973年病逝始终由人监守，连上厕所都不准关门，不准亲友探视。李克农的女儿、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冰设法支开看守，轻声地说：“钱阿姨，多少同志在关心你，盼望你把病治好。”钱瑛用微弱的声音只说了四个字：“我朝前看。”
王震为《忆钱瑛》一书作序，称钱瑛“对党忠诚，对同志热忱，而又嫉恶如仇”，“足以为共产党员、特别是年轻的共产党员的楷模”。在那个党内民主机制不够健全的年代，钱瑛的正直和刚烈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努力纠正“左”的过失，给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带来了温暖，凸现了人格的雄奇豪迈。（祝华新）
